夏の終わりの海
岸部真明-花
文/杨琮
杨琮，男。年出生于西安，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福建博物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三十年，主持过许多古遗址和古城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年评为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历任研究馆员、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馆长、福建博物院院长。先后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中国史研究》、《美术史论》等多种学术期刊和文集发表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百余篇，撰写和主编学术专着多部。现为闽江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摘要/中国的原始青瓷在商代早期已出现，是从自然落灰釉得到的启发，后来又据此发明了人工上釉技术而发展成为原始青瓷器。原始青瓷器到战国形成一个小高峰后突然衰微了，到西汉早中期再度出现并流行，至东汉发展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的兴盛，但早期的落釉技术失传了。当代何志隆先生历多年研烧，先恢复了落灰釉的早期青釉器，最后又应用落灰釉创造出更富艺术性和观赏价值的新产品翡翠青瓷。翡翠青瓷是在继承传统工艺基础上更高的艺术创新。
关键词：中国原始青瓷、植物灰釉、柴窑
中国传统草木灰釉的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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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瓷器，出土于山西夏县东下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由于出土的原始瓷标本过少，难以做更多的推论。
商代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原始青瓷器，遍及中国南北方，在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的商代早中期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早期如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福建、浙江商代晚期的遗址、墓葬中也都发现了原始瓷器。
商代早中期的原始青瓷，制作较原始，制坯用的原料未经处理，胎质较粗，胎色以灰白为主，也有灰褐色或淡黄色的。器物成型都用泥条盘筑法，器形不甚规整，胎壁厚薄不均，但烧结坚硬，击碰时能发出清脆的声音，同时器物中也有生烧现象，特别是器底部分。器物的里外或外壁有薄釉，釉层厚薄不均，常见自然凝成的厚釉呈点状分布，也常见流釉现象。成品的釉色深浅不一，有青、青黄、青绿、黄绿、绿褐或茶叶末等色。胎釉结合较差，没有形成中间层，容易脱釉。
到商代后期，原始瓷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在山东、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的晚商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不仅有了一些新品种，数量也明显增多，胎釉结合也有所进步，人工施釉在很多器物上十分明确了。
对于商代原始瓷表面的釉层，以往经过化验，釉中CaO的含量达15％以上，属于灰釉，国内学术界都认为是原始瓷釉料中，含有氧化铁，所以釉呈青、青黄和褐色等[1]。这种灰釉实际上是植物釉。
原始瓷的确是制陶工艺提高和发展的结果，它也是伴随原料的优选和高温窑炉的出现而出现的。
在商代，存在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共存的情况，它们不仅在共同的时期共存在于相同地层中，而且在同一单位中如灰坑、遗址、窑址、墓葬中共存。许多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釉陶）的区别只是：有的外表有一层薄釉，有的无釉而已。所以最初原始瓷的釉只是硬陶器在陶窑中烧造时形成的自然薄釉，在考古界很多都称为窑汗，见图1、图2。有的釉层与陶器结合得不好，历经三千多年脱釉严重，特别是商代早中期釉陶器的初始阶段。这所谓的“窑汗”就是用木柴树枝烧窑产生的自然釉，也就是最早的植物灰釉。
（图1-图2）
当代学术界有认为是“灰釉”的，有认为是“石灰釉”的，由于没有实验考古学来实验，所以都把其作为一开始就是人工出现的釉来认识。其实这种玻璃质的灰釉，首先是在烧窑时自然形成的植物灰釉，当然这种釉的形成归功于烧陶窑炉的改造和进步，以及烧木材的原料。在福建夏末商初的陶窑遗址中，已发现利用山坡修造长圆形窑的遗迹〔2〕，烟囱已设置于窑床后面下方，使烧窑火焰在燃烧过程中由全部升焰变为部分横向运动，部分升至窑顶再折回来，最后一起进入排烟口。这样就使得火焰在窑内运动的行程增大，与陶坯进行热交换的机会增多，大大提高了烧成温度，使烧成温度达°C左右，这就使陶器基本烧结，矿物组成接近瓷器。
当然，在福建武夷山发现的葫芦山夏代窑址只是这种改进的开始〔3〕。而到了商代前期浦城的窑址，则已产生龙窑的雏形，那是顺小山坡斜形的长条窑炉，烟囱在窑尾。当时福建、浙南地区已烧制出一种有别于石器时代的黑衣印纹硬陶器，是印纹硬陶器表面涂上一层涂料，高温烧成后，便形成黑色或褐色的外衣。对这种现象，浙江的考古学家称之为“泥釉”[4]。因为有了这层外表，陶器的吸水率大为降低，这种涂料陶器到了商代中期逐渐被釉陶和原始青瓷的产生所取代。在武夷山风景区发现的西周早期烧制原始青瓷的龙窑，反映了窑炉的进步。在福建的永春，考古发现了早期商代的原始瓷初始龙窑。青釉陶器（原始青瓷）的产生，取代了黑衣陶与红、褐衣陶器的发展进程。我们在商代釉陶器上，明显看出这种在高温窑炉煅烧硬陶器时，凝结在硬陶器表面的玻璃质灰釉晶莹剔透，正是在这种用很多木柴投烧改进型龙窑的过程中，青釉陶器、原始青瓷诞生了。
当然，北方的馒头形陶窑，因半倒焰窑的改进，同样在高温柴烧中，也可烧成青釉陶器和原始青瓷。
现在学术界对青釉陶器与原始青瓷的区分还井不明确，或称之釉陶，或称之原始瓷器。主要还是以其胎土来区分，其次则看煅烧温度和釉层情况，实际上要明确区分还是相当困难，虽然学术界认为：原始瓷器是用瓷石做坯料，与制造陶器用的易熔黏土相比，氧化硅（SiO2）和氧化铝（AI2O2）的含量较高，氧化铁（Fe2O2）的含量显着降低，因而使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C─°C）中烧成，并由较多的莫来石生成，从而提高了坯体的机械强度，减少了瓷器在煅烧过程中的变形，提高了坯体的白度，如原始瓷胎多数呈灰白色或淡黄色，同时认为原始瓷的烧成温度高，等等。但早期的原始瓷与釉陶，有的胎骨明显不同，有的又很接近，如果按现代瓷器标准来看，还是脱不了釉陶器的范畴，所以不仅早期的原始瓷，连后来汉代以后的青瓷器大多都达不到现代瓷器的高标准。由于当时陶窑生产过程中，垫台、支座等窑具的不成熟，许多位于窑底的原始青瓷器的上部烧成很好，近底部则因火候不够高而产生生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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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青瓷及釉陶器在商代因窑炉、燃料的改进，从自然釉的产生到人们对自然釉的了解和提炼、生产，发展出人工施釉技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发明了瓷器的国度。到了商晚期至西周时期，许多地区的原始青瓷烧制已非常成熟了，但也有不少地区还处于学习和发展阶段，这是因不同地区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不平衡产生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吴越地区，原始青瓷器的烧制已经相当成熟。纵向比较来看，吴越地区（苏南、浙江、江西、皖南、闽北等地）东周时期的原始青瓷，在很多方面已不逊色于之后的六朝青瓷器了。特别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青瓷器，已制作成十分复杂的仿青铜器的造型，且烧制得十分精美，使我国的青瓷器烧造技术达到第一个高峰期，见图3─图9。
（图3-图9）
但是战国末年，原始青瓷器的烧制工艺曾一度失传与中断，部分地区残存的釉陶器烧制也都存在工艺上的退化现象，特别是在秦代与西汉前期，许多原本烧制原始青瓷很发达的地区，几乎又回到了陶器时代。学术界认为这种工艺的衰落和中断，是由于战国后期的动乱。当然，战国末年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战争肯定对当时的社会生产有相当的影响，但可能由多种因素的制约所致，深层原因还有待今后史学与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在秦汉时期，福建地区的原始青瓷器和釉陶器几乎绝迹，只是在闽越王国时期（战国末至西汉前期）极少量的印、刻纹硬陶器表面上有一层自然形成的薄釉，这种釉层没有人为的痕迹，确实为窑炉中自然形成的“窑汗”，这实际上是一种木柴烧窑形成的植物灰釉，呈淡青色。在苏南、浙北地区的釉陶也有退化现象，在广东、广西的南越王国则釉陶比例稍高。
直到西汉中期，中国青瓷器和釉陶才开始重新复苏，并且似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重新开始。西汉的青瓷器上仍然是灰釉，奇特的是，当时的青釉都呈现在器物向上的外表及内里，在器物表上常常有釉聚积成蜡泪状，有的有釉自然流淌的现象，釉色仍呈青色、青灰色或青黄色，而且在器物朝下达过半的外表部分不见釉，为素胎。在这些部位和器底部常呈发生在氧化焰中烧成的红或紫色，有的还呈深灰色或近黑色。陶瓷学界认为这些现象是由于施釉时普遍采用刷釉法，即在器物的口、肩部或内底刷釉，釉层较厚，呈青绿、青黄或黄褐色。而民间研究者则根据有釉处皆朝上面的现象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淋釉技术，即喷淋下釉水来。从现代吹釉工艺来看，还不能完全排除当时存在窑工用竹管自上而下淋釉水的现象，但更可能是自然落灰成釉。
仔细观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的越窑青釉器（青瓷器），可以看出刷釉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器物口沿、把手、器纽等的背面都不刷釉，是说不通的，但喷淋洒釉的方法则会大量浪费釉水原料，也不可能在众多精美的器物上只进行一面甚至少部分的施釉。淋的釉也会大量流淌而形成许多滴垂现象，这些情况在器物上并无典型反映，而所显示的情况，反而都倾向于在窑炉中长时间高温锻烧，形成自然落于器物上的灰釉的现象。由于我国学术界并未对这些课题和谜团采用实验考古学的手段来还原古法，所以这个课题便被简单化地解释了。
西汉中期至晚期的青釉器（青瓷器），是回到了利用柴烧的自然落灰落于器物表面从而形成釉层，见图10。中国青瓷器经过西汉时期浴火重生之后，在西汉后期到东汉初期刷釉技术则重新出现，此时的青瓷器比较东周时期的原始青瓷，是在新一轮的轮回中，更高层次的发展，见图11一图18。
（图10-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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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原始青瓷器起源于窑炉的高温及植物灰釉的飘落，但植物釉又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如不同的木柴、窑炉和窑温等因素，所以中国古代原始瓷的产生不久，人工摸索上釉的技术就应运而生了。尽管制作提炼的矿物灰釉之后很快被广泛运用了，但植物灰釉的发现和创造推进了中国早期瓷器的发展。
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矿物釉逐渐推广应用，但植物灰釉还在发挥作用，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见图19。在宋代普遍使用匣钵装烧之前，支烧、叠烧的南方青瓷，在施矿物釉器物装窑烧制的过程中，坯体继续有植物灰釉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是在窑炉中裸烧的瓷器表面，由柴木燃烧自然落灰成釉的。
（图19）
我们曾在福建建阳的中晚唐窑址中，发现用瓷土垒筑的窑室内壁上，都有接近透明的青釉层，局部釉面有的非常厚，这些窑壁的釉层，明显是木柴燃料燃烧时产生的植物灰釉。而到了用匣钵装烧的宋代窑炉中，窑壁只有极薄的釉层，已经很难见到如唐代窑壁那样存在很厚的玻璃质青釉的现象。
自然木柴灰釉落成于陶器表面产生釉陶，后人们反复实验与研究，找出类似的植物原料或矿物原料制成釉药（釉水），涂刷于器物的表面，烧制成原始青瓷和釉陶。这种木柴烧窑因落灰产生玻璃质青釉的现象，在历代烧制青瓷器的龙窑遗址中都有发现。笔者在参加福建建阳将口唐代龙窑的发掘时，对这种遗存现状看得极为明确[5]。在考古发掘中，露出窑室几条重修的残基，在用白色黏土修筑的窑室内壁上，都有很厚的玻璃质青釉层，各时期修筑的窑室内壁均有因烧窑而形成的自然釉层，而且釉层相当厚实，当时虽然很自然地认为是烧窑时形成的自然釉层，但对于窑炉中木柴燃烧，柴灰在窑中形成的自然釉还认识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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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釉陶瓷是中国早期的青釉陶瓷技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环境下产生的。在生产力及技术水平提高以后，矿物釉技术必然地取代了它。所以说这种消失和新发展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因此后来的制瓷技术中，人们便遗忘了这种发明和它对中国瓷器起源的贡献。
但是台湾地区陶瓷工艺大师何志隆先生，却进行了对中国传统青釉陶瓷起源的探索，开始持之以恒地研究起原始青瓷器，力求恢复这种古代的技艺。经过何志隆先生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烧制出可与中国早期青瓷相媲美的青釉陶瓷。他把古代造型的陶坯，放进窑炉中，用木柴煅烧出器物上部落釉、下部露胎的植物釉陶瓷器。经过不断地探索，烧制出的植物釉青瓷已经与西汉时期的植物釉青瓷器不相上下，成功地完成了对古代中国早期瓷技术的恢复。见图20一图25。
（图20-图25以上六件均为复古的植物灰釉青瓷）
但何志隆先生并不满足于已经恢复了的古代青瓷技术，因为古代植物釉青瓷，只有上部和朝上面有落灰釉，背面和近底部是无釉的状态。
经过何先生对窑炉和烧制技术的改进，终于烧制成功满釉的青瓷器。在不断地改进和创造中，何先生又烧制出植物釉层层叠叠的翡翠青瓷，烧出的青瓷器已成为神奇的青釉瓷艺术品。
即使是古代青釉或哥釉的冰裂纹样，都只有一两层冰裂釉面的效果，而何志隆先生经过努力挖掘和创新，多年不懈地探索，烧出了多层釉面冰裂的层叠累加现象。在很厚的玻璃般的青釉面上，可看到不同层次的冰裂纹，通透、繁密，色泽纹样格外绚丽，玻璃釉面厚重且裂纹绚丽，层层晶莹剔透，似层层坚冰被打裂般深邃。
这种艺术性极强的厚冰釉层，正是层层落釉雾（灰）化而成，因透明而层次分明，在阳光或强光的照射下，闪现出橙、黄、红、绿、青、蓝、紫的七彩之光，已达到人与自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融合，这就是举世无双的翡翠青瓷艺术。对于何志隆先生来说，找到中国原始青釉陶瓷的缘起，还不是自己的终极目标，学习古人，传承古代技艺，还得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工艺，这才是学习、继承传统的目的。
因为现代已不只需要实用器了，艺术创造成为人们的更高需求。
何志隆先生在不断地摸索、学习、努力下，烧制成功自然柴灰釉的满釉器，继而又烧制出了层层叠叠青翠类冰类玉的青釉效果，使自己所烧制的釉陶，不仅造型古朴美观，而且釉色青翠欲滴，达到了翡翠的效果，成为名副其实的“翡翠青瓷”，见图26。这是在回归传统之后，在传统的基础上，更高形式的创新艺术，这种传承和创新意义深远。
（图26翡翠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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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J〕．硅酸盐学报，,6(3).
[2]杨琮等．葫芦山古陶窑窑址发掘的初步认识．福建文博，,11.
[3]杨琮．论福建史前时代制陶业的发展．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出版，.
[4]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5]福建省博物馆．建阳将口唐窑发掘简报．东南文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