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定窑是中国古代继邢窑之后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其以白胎、略失透白色釉的精细白瓷为主要产品，同时将施于胎体的刻花、划花、印花装饰发扬光大，它的出现标志着精细白瓷的生产完全成熟[1]。定窑在薄胎瓷器成形、覆烧工艺、以煤为燃料等瓷器制作和烧造方面均有开创之功，对南北方诸多窑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宋金时期许多窑场都生产定窑类型的精细白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被命名为“定窑系”[2]。同时，定窑作为河北中部到山西东部瓷器产区的中心窑场，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窑业发展，在宋元时期制瓷业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定窑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同时自年窑址被发现以来，历经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相关的考古学研究工作也有较大进展。鉴于此，本文从文献记载、窑址发现与考古工作、重要研究进展三个方面，回顾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百年历程。
一、古代文献对定窑的记载
目前关于定窑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现藏曲阳北岳庙的唐永贞元年（）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该碑碑阴刻有出资造影堂的功德主的姓氏和官职[4，5]，其中多人与瓷器生产有关，包括管理瓷器生产的瓷窑冶的大小官员，甚至可能还有类似“作头”的工匠和负责采办的官员，这些官员、工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官营制瓷手工业生产体系，由此，唐后期的定窑被认为是藩镇义武军官窑[6]。此碑的发现为探索定窑创烧年代和判定早期定窑的生产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7]。《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收录有五代后周显德四年（）《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文，文后署有六位龙泉镇官员，其中一位为“□□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8]，这说明五代后周时瓷窑商税务使已在曲阳龙泉镇征收窑业税，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定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烧造规模[9]。
入宋以后，定窑产品以其造型典雅、纹饰流畅自然、釉色清丽明快的特点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追捧，成为宋代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制瓷窑口[10]。在宋金时期的石刻史料、官方文献、文人笔记及诗词中，多有对定窑及其产品的记述，涉及定窑的生产性质、具体产品、瓷业交流与商品流通等内容。
1.生产性质定窑是一处承造贡御瓷器并从事商品生产的窑场[10]。关于定窑产品用于贡御的文献记载较多，如《吴越备史》附《补遗》载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11]，记录了吴越国王进贡金定瓷的情况，这与吴越国规模化生产加工器并存在由官方主导的器作坊的情况相合[12]。《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瓷器库”条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①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椿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13]—，表明贡御的部分定窑瓷器会被收入封椿库，其余可用于出售。《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罢贡”条载：“宣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应殿中省六尚局诸路贡物，可止依今来裁定施行。’……尚食局：……中山府甆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并罢贡”[13]—，明确记载定窑在北宋末为尚食局生产贡御品。虽然在《老学庵笔记》等宋人笔记中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14]的记载，认为北宋时期定瓷因有芒口而不用于贡御，但作为官方文书的《宋会要辑稿》所记应更符合史实[15]。《大金集礼》卷九“公主”条载：“天眷二年（）奏定，公主礼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袄器用等物：……定磁一千事”[16]，表明金代宫廷将定窑瓷器用于赏赐。上述文献均表明，宋金时期定窑产品用于贡官、贡御。有关定窑从事商品生产的记载相对较少。《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收录有五代后唐天成元年（）《王都重修王子山院碑》碑文，碑文最后补刻文字“时宋宣和二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瓷器客赵仙重修记”[17]，表明北宋时期曲阳一带有专门贩卖瓷器的商人，从侧面佐证了定窑生产商品瓷器的事实[18]。2.具体产品文献中记述的定窑产品有定窑刻划花白瓷、酱釉瓷、芒口瓷、描金瓷器等。北宋苏轼《试院煎茶》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19]句，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带有刻、划花装饰的定窑白瓷茶碗的咏颂[20，21]。在元明青花兴起之前，定窑瓷器也被称为“花瓷”[22]，如金刘祁《归潜志》卷八记其父在金末诗会中以“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咏定窑白瓷酒瓯[23]。其他关于定窑产品的文献记载还有：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记北宋仁宗时有“定州红甆器”[24]，即御用定窑酱釉瓷器；苏轼《东坡志林》卷四“辨真玉”条有“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句[25]，述及定窑芒口瓷；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治物各有法”条有“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的记载[26]，涉及描金定窑瓷碗的制作过程；等等。3.瓷业交流与商品流通主要包括定窑对其他窑场的影响以及仿定窑产品的生产等。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陶尊”条记载高丽青瓷中的部分器类是仿定窑产品而制作：“……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图。”[27]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定器”条载：“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28]，记述了南宋时“宿泗近处”已较大规模地烧造“仿定器”。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记其师邱处机壬午（）六月于邪里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见“国人皆以石、铜为器皿，间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29]，反映了金末定窑类型瓷器在中亚地区的使用情况。4.其他记载宋代还有关于定瓷入药的记录，如北宋唐慎微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五“白瓷瓦屑”条记载定窑白瓷可用于止血：“主妇人带下白崩，止呕血，破血，止血……定州者良，余皆不如……经验后方：治鼻衄久不止。定州白瓷，细捣研为末，每抄一剜耳许，入鼻立止，……若白丹者方：取白瓷瓦末，猪胆和涂之。”[30]至迟到南宋时期，定窑瓷器已开始作为前朝古物出现在文献记述中。如南宋后期传为临安市贾所撰《百宝总珍集》卷九“古定”条：“‘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者粉色皆不好，旧者多是不圆全。’（小记）古定土脉好，唯京师乔娘子位者最好，底下朱红，或碾或烧成乔字者是也，器物底有蚩虎者多好，如有泪痕者，多是绍兴年器物，不甚旧”[31]，对北宋汴梁“乔娘子”所烧定瓷和南宋初年（金初）定瓷进行了对比。南宋后期到元代，定窑瓷器作为时人古董收藏中的重要品类，频繁出现于文人笔记中。如传为南宋太平老人撰《绣中锦》中将“定磁”列入“天下第一”[32]。元孔齐《至正直记》卷四“莫置玩器”条提及古董定瓷价格不菲：“义兴王仲德老先生……惟好蓄古定、官窑……皆不下数千缗”[33]，同书卷四“窑器不足珍”条则记录了景德镇高档青白瓷与定瓷十分相似之事：“携至旧御土窑器……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辩。”[33]明清时期有关定窑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栋，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传世定窑瓷器特点和真伪辨别的总结及对定窑地位的评价，二是皇室尤其是乾隆时期的皇室对定瓷的大力推崇，三是古董定瓷的高价买卖，四是对定窑瓷器的仿烧[34]。从文献记载来看，定窑自明初《格古要论》开始就被重点记录[35]，到了明代后期，已被列为宋代名窑，嘉靖万历时期张应文即在《清秘藏》中言：“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36]清末至民国初期许之衡也在《饮流斋说瓷》中提出：“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37]到20世纪后半叶，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正式形成，定窑“宋代名窑”的地位最终确立并影响至今[38]。二、近代窑址的发现与考古工作1.窑址的发现《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六《山川古迹考第一》载：“涧磁岭，采访册在县北六十里。按，岭在龙泉镇之北，西去灵山镇十里，上多煤井，下为涧磁村，宋以上有磁窑，今废。”[39]又卷十下《土宜物产考第六》：“白瓷龙泉镇出，昔人所谓定瓷是也。亦有设色诸式。宋以前瓷窑尚多，后以兵燹废。”[40]可知光绪三十年（）时，曲阳本地人已知定窑窑址所在，但并未引起学界的